中央黨校教授蔡霞:在座的哪個祖上不是農民?

亚博管网 時間:2018-09-20 14:31:11

  1,在一次中青班結業時,有即將晉升副部級的對網絡管理發表了一通宏論,“天津薊縣大火,那麼個小事情在網絡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樣,攪和。我們需要加強管理。”

  蔡霞按捺不住,“的事情你們認為是小事,社會當然認為它是大事,我們對老百姓的生命有沒有基本的感情?”不吭聲,一旁的老師大感緊張,在桌底下趕忙拽著蔡霞。“我給那打分很低。我感覺你對人民的感情極淡漠,這不是思想觀點不同,是何在?”

  2,2002年前後,蔡霞到某省宣講“”。午飯時閑聊,“農民給他兩畝地讓他吃飽肚子就不錯了,”市委招待所所長表情十分不耐煩,抱怨說幹部下鄉,農民就把幹部自行車砸了,“農民就是刁民。”是不是幹群關係沒處理好?蔡霞問了一句,市委宣傳部長立刻接話,“你平時應該很忙,在的時間多吧?”蔡霞問,“在座的哪個祖上不是農民?”

  蔡霞教授盯著我,一動不動,似乎回到了當時的場景,“現在一些幹部對老百姓的感情變了,稱呼改變反映了感情的改變,黨校老師在原則問題上不能退讓。”

  3,小時候,蔡霞生活在軍隊大院裏,身為後代,她說自己從未享受過身份帶來的,例如,即使在大雪天作為產婦出院,父親也不允許使用他的配車,而是坐在三輪車裏,蓋上層層棉被,由警衛員載著回家。

  “老一代的時候,有理想有有追求的,勝利以後,大多數老幹部對子女要求極為嚴格,都沒有沾上光。”長在紅旗下,接受正統的傳統教育,蔡霞的人生軌跡和同齡人別無二致。

  初二那年,蔡霞站在廣場,看著的敞篷車緩緩開過,之後的三天,啞了的嗓子沒能說出一句話。“當時宣傳講,毛神采奕奕、滿麵,我們當時以為是形容詞,等到見了毛,真的是那樣,神采奕奕、滿麵。”這是她當天的記憶中最清晰的細節,“後來才明白,原來人是可以化妝的。”

  如果不經過專業訓練和長時間的積累,要真正讀懂中國的文件,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國內國外的智庫、學者已經養成了習慣,在會議公報中捕捉微妙的措辭變化,不斷地轉換視野和維度,力圖使自己對密碼的解讀看起來更加可信。

  但人們仍然記得,真理大討論、曆史問題決議、小平南巡講話曾是如何的直擊——層麵的反差道出了某種事實:和理論革新的力度在衰減,字裏行間的審慎顯示了變革之難。

  “我們學者的焦慮,是看到政黨本身的思維轉變、意識形態和理論的更新異常困難,反過頭使自身陷在困境當中。”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女士談及中國的理論演進,表達了這樣的憂慮。

  11月9日的長談,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來,中國在理論上突破的幾重努力,以及的阻礙和彷徨。在我們看來枯燥難解的理論表達,對黨建學者來講往往事關重大,用她的話來說,“理論是一個政黨的靈魂”。

  而她對自己以往學術曆程的講述,則展示了一個追索馬克思主義原初的學者形象。托古改製般的理論嚐試意圖告訴人們,即使是在理論的譜係之內,也存在著諸多可能。

  蔡霞的學術方向是意識形態和,從二十多歲開始,她在黨校執教將近40年時間。在公共領域,她的言說犀利、直接,常常刷新人們對“黨校教授”的認知。

  見到記者時,蔡教授不住地為遲到表示歉意,倒也沒有因此顯得疏離,講起話來聲音不大,常常沉浸其中,對表達的邏輯完整近乎,絲毫容不得打斷。

  講授,蔡霞會從一般原理說起,對比的法國大傳統和英美傳統,總結出人“觀”的曆史局限,“對於,順理成章就接受了”。不止一次,私下交流時對她說,“蔡教授,您應該去跟高層領導講。”

  中央黨校是中國培養幹部的最高學府,官員到中央黨校,就意味著看好,也因此,黨校教師在論文答辯時,“一般都比較平和”。但在一次中青班結業時,有即將晉升副部級的對網絡管理發表了一通宏論,“天津薊縣大火,那麼個小事情在網絡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樣,攪和。我們需要加強管理。”

  蔡霞按捺不住,“的事情你們認為是小事,社會當然認為它是大事,我們對老百姓的生命有沒有基本的感情?”不吭聲,一旁的老師大感緊張,在桌底下趕忙拽著蔡霞。“我給那打分很低。我感覺你對人民的感情極淡漠,這不是思想觀點不同,是何在?”

  2002年前後,蔡霞到某省宣講“”。午飯時閑聊,“農民給他兩畝地讓他吃飽肚子就不錯了,”市委招待所所長表情十分不耐煩,抱怨說幹部下鄉,農民就把幹部自行車砸了,“農民就是刁民。”是不是幹群關係沒處理好?蔡霞問了一句,市委宣傳部長立刻接話,“你平時應該很忙,在的時間多吧?”蔡霞問,“在座的哪個祖上不是農民?”

  蔡霞教授盯著我,一動不動,似乎回到了當時的場景,“現在一些幹部對老百姓的感情變了,稱呼改變反映了感情的改變,黨校老師在原則問題上不能退讓。”

  幹部群體裏觀點、立場日益多元,有時會就問題爆發激烈爭論。為“多數人就是”,蔡霞舉了和的例子,“當中以多數人的名義對於少數領導幹部進行侵害,其實是的。”

  討論環節,有站起來,“講到的多數人,我當時就在想你會不會舉中國的例子,你果然就舉了。黨校姓黨!”

  “你說到,我就來跟你說說。我當時是,我們懷著對的虔誠,陷入瘋狂,造成了很多,我一輩子帶著歉疚,但是我的孩子聽跟聽故事一樣。黨的曆史怎麼能回避這10年的曲折?“黨校姓黨”同樣包含對曆史教訓的總結和反思。記憶,曆史錯誤就會以新的方式再犯,現在有些人就把中流行的做法當成創新,恰恰是我們不能讚成的。”說完,的掌聲持續了數分鍾,這是他們表達讚同的方式。

  一些時候,她的言論也會引起學校關注,對此她會解釋說,“我們家到我祖孫三代跟著,我們對黨是天然的血緣感情,是希望黨好國家民好,不僅僅是簡單的。”

  蔡霞的外公是參加過一次大的老,隊伍被打散後,跟著潘漢年充當蘇北和上海的交通員。她的母親舅舅姨姨也都參加了中隊,是典型的家庭。

  小時候,蔡霞生活在軍隊大院裏,身為後代,她說自己從未享受過身份帶來的,例如,即使在大雪天作為產婦出院,父親也不允許使用他的配車,而是坐在三輪車裏,蓋上層層棉被,由警衛員載著回家。

  “老一代的時候,有理想有有追求的,勝利以後,大多數老幹部對子女要求極為嚴格,都沒有沾上光。”長在紅旗下,接受正統的傳統教育,蔡霞的人生軌跡和同齡人別無二致。

  初二那年,蔡霞站在廣場,看著的敞篷車緩緩開過,之後的三天,啞了的嗓子沒能說出一句話。“當時宣傳講,毛神采奕奕、滿麵,我們當時以為是形容詞,等到見了毛,真的是那樣,神采奕奕、滿麵。”這是她當天的記憶中最清晰的細節,“後來才明白,原來人是可以化妝的。”

  1992年進入中央黨校攻讀碩士學位之前,蔡霞在軍隊、國企、縣委黨校從事政工工作17年之久。在博士論文裏,她用學、哲學、人學理論研究的價值觀問題,“把政黨當作對象去研究,就開始神聖化的思維,從宣傳真正的學術。”

  2003年,蔡霞跟著黨校領導參與《重要思想學習綱要》編寫,盡管是很短的一段經曆,但讓她了解了某些方麵的思維特點。“一共是15章,每一章分幾個小點,我分到的是‘黨的建設’,實際要做的就是按照已經列好的小標題,去找總的講話,隻能做文字上的連接,不做解釋。實際上就變成了編纂語錄。”

  在蔡霞看來,“”思想是一次大膽嚐試,麵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快速而深刻的變化,試圖用用現代的眼光看待變化了的中國,努力解放思想,實現從黨到執政黨的曆史轉型,但但甫一提出,就招來質疑:是不是要變為社會主義?

  “因為勇氣和理論勇氣還不夠,一遭質疑就縮了回去,事實上後來理論就難以往前推進,是落空了。”蔡霞說,提出過的“不爭論”,有被扭曲為不思考的,理論建設始終無法突破,難以解釋現實,造成執政黨的話語能力極為薄弱。

  “至少從搞黨建研究來講,我們是很焦慮的。”蔡霞觀察到,執政黨的意識形態部門的焦慮,則更直接和具體,那就是,對社會客觀存在的思想多元怎麼看?網絡怎麼管?“我們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氣,打開思想解放的空間,打破長期以來的主義思維,深入研究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,及其在中國的現實表現,放開眼界,大膽吸收借鑒去人類文明的有益。”

  她後來逐漸由意識形態研究轉向轉型,因為“意識形態轉身非常困難,相當程度上不是學術繁榮可以推動的”。2008年,蔡霞到西班牙考察,研究了西班牙轉型之後,聯係到現實中國的情況時候,她心情沉重,又陷入長達半年的焦慮當中。

  閱讀、思考,她試圖為焦慮尋解,“國家能不能和平推進進程,要看社會本身有多大的生長發育能力,基層黨組織應該培育和引導社會,使社會能夠組織起來。”從2011年開始,她與市某街道合作,開展“黨群共治”,實驗預算,還請人了羅伯特議事規則。

  全程參加了街道的實踐後,蔡霞教授生出了樂觀的希望,“大家把對的理解變成了現實的感受,認識到是利益協商的機製。”

  蔡霞:那我是。有些人把我叫作原教旨馬克思主義,我也不同意,我是希望能夠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,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推到極端、。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、理論方法,努力去觀察社會。

  蔡霞:為什麼?當時的馬克思、恩格斯思想理論始終是關於人的命運的,《德意誌意識形態》當中講,“我們所說的人是現實中的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個人。”馬克思說主義是“人的聯合體”,“每一個人全麵而的發展,是所有人全麵而發展的條件。“每一個人”放在“所有人”的前麵。

  當你對人的理解落到“每個人”身上的時候,就必然把每個人的提升為思考的原點。製度合不合理、社會公不公平,不再是抽象地講多數人還是少數人,而是每個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。麵對來自多數人的民粹,以及對每個利的,在這一方麵,我肯定就傾向了製約公共。

  蔡霞:當然了。馬克思主義豐富的思想,我們沒有全麵地去把握,我講課時一直在講,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扭曲地理解了。

  為什麼變成這種狀況?首先是東文化思維的差異,中國的文化傳統形成的思維,不同於商品文化,商品經濟文化是確認個利上的自願交換,所以它特別注重個利、契約、公平交換,強調的是個人。東方傳統農耕文化對於人的理解,是整體地理解成國家的人、黨的人、集體的人,必然就要強調權威,容易把人當成工具,人的主體性容易失落。

  第二個原因是文明時代的落差,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,也就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基礎上的思想結晶,我們當時是小農經濟,無解商品經濟文明土壤上的思想,包括人的、競爭共贏、博弈。另外,馬克思傳入中國時,處在民族存亡的曆史背景下,按照馬克思的分析,是以形式表現出來的階級矛盾,因此理論就好用。久而久之,中國人就把理論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。曾經說過,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,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,“有理”。

  再一個跟馬克思主義傳進中國的曆史徑有關係。我認為,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曆史上有兩次熱潮,一次是新文化運動,“十月”一聲炮響,影響了當時的思想,“南陳北李”。我們天然地就把蘇聯的奉作榜樣,把蘇聯解釋的理論看成正確的思想基礎。

  第二次是延安整風,全黨普及的馬克思主義是斯大林解釋過的版本,高級幹部的必讀書就是《聯共(布)黨史》,此觀點恰恰把曆史解釋成一個概念性的東西,抽掉的就是“人”。我特別反對斯大林解釋過的馬克思主義,它最終演變成的意識形態工具,而非推動社會進步、實現社會公平和利益的思想武器。

  蔡霞:現在的理論建設存在很大問題。怎麼理解馬克思的理論,是始終存在的難題,現在兩個極端:一種是地抱著斯大林扭曲了的馬克思主義,奉為主流意識形態,那隻能窒息一個政黨的思想活力。第二種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能解釋了,已經不能指導這個黨了,所以還不如丟掉。治黨不能沒有思想理論做指導,政黨說白了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載體、社會力量的載體,它是追求一種、目標而形成的,沒有了理論,黨的靈魂就沒有了,黨心就散掉了。

  這兩種看法的思維是相通的,都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無所不能的,馬克思主義,恰恰沒有辯證地看待馬克思主義。看待馬克思主義,我覺得不是抱住馬克思當年說了什麼,而是要抓住馬克思分析問題的方法、邏輯,以及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去看問題。

  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型本身十分困難,此外還存在一個利益機製的問題,既得利益打著正確的口號,解放思想,我們科學地去思考什麼是馬克思主義,怎麼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。

  人物周刊:剛才提到,很多人感到傳統理論很難解釋中國社會現實,與此同時,中央強調要搶占意識形態陣地。

  蔡霞:以後,到了市場經濟90年代快速發展以後,中國社會的利益多元分化,思想觀念也一定是多樣多元的,一個政黨要想擴大執政的社會思想基礎,就要使意識形態有包容性,包括把新興階層中的一些優秀人才吸納到執政黨裏麵來,我覺得中國是有勇氣的,它能夠從現代文明、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角度看待中國社會的變化,所以提了“”。

  人物周刊:現在理論界研究的前沿方向是什麼?在科學發展觀之後,會不會繼續把理論水平提到“”的宏觀和戰略高度?

  蔡霞:我覺得應該是往這方麵努力,但是目前做不到,始終提不出來。盡管這十年當中,執政黨有很多努力,然而解決的都是表麵上的、不那麼難的問題,而把深層次矛盾的東西都留下來了。十年間注重了政策層麵的對策,在理論高度上,有所欠缺。

  蔡霞:我也會,因為這種民粹情緒,不要說是底層社會,其實在執政也是存在的,隻不過這種民粹情緒和民粹意識,可能都沒有清晰意識到。

  蔡霞:你看我們在,我們對的理解這麼簡單,我們的政黨起來的時候,就沒有把和民粹分清楚。受幾千年的的文化傳統影響,容易民粹而不是。

  比如,什麼東西都是多數人說好,無論是選任和委任都在搞投票,表麵上唯票是舉,好像是搞,其實是民粹。表麵上投票,但是並不當場公布,宣布的時候就借著多數票的名義,實際上仍然是少數人意誌。把表麵的多數票和骨子裏的少數意誌,很奇妙地結合在一起。客觀上形成的負麵效應常大的。

  在幹部問題上是這樣,在處理社會矛盾的時候,為了平息,立馬就把一個幹部免職,為什麼?那麼被處理的幹部是不是有問題?不問體製機製的缺陷,把幹部當成體製機製的,掉了。

  還有工程項目上,為了迎合社會的情緒,造成決策隨意多變。骨子裏是偏向於既得利益的,但是外在的處理手段,受民粹情緒影響,通過安撫、迎合,其實它是被民粹,對不對?所以學者們擔心,我也擔心,和民間看起來對立,其實大家都是民粹思維。

  蔡霞:對,因為法製權威沒有起來,沒有形成不同利益群體在法製框架內博弈的機製,所以決策容易被既得利益和民粹。

  還有一個問題,我們大多數的知識和民營企業家,但也不能不看到,資本對社會底層老百姓的壓榨也是很的。但現在的狀況是不少底層對毛時代很懷念,推崇重慶模式,就是因為底層社會直接感受到的是和資本的雙重壓榨,他所希望的是比一般和資本更強勢的更大,,明君。

  因此學者們要呼籲兩個東西:一個是在麵前,我們都應該朝著方向去努力。第二個是不能回避社會問題,要運用遏製資本對底層群體的利益侵占。

  人物周刊:中央黨校對來講有神秘色彩,你提到它過去更多是一個機構,現在更多傾向學術研究了嗎?

  蔡霞:兼而有之吧,黨校整個都在轉向學術性更強,研究問題要更透,但不是為學術而學術,因為中國現在麵對的問題太複雜了,社會轉型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麵對過的,你必然要去借助前人已有的思想,的理論同樣被中央黨校的老師重視。

  現在的黨校教師既有學術訓練,到了黨校又因為教學需要,必須關注現實的社會問題,哪一個老師要是僅僅講書本的知識,幹部立馬就會告訴你,這個東西光談書本解決不了;如果你撇開書本理論,完全講現實問題,你講不過領導幹部,他們了解的實際情況比你知道的多得多。這就把你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,才有可能提出觀點和思來供領導幹部參考。

  蔡霞:對,有兩條,第一條要給老師打分,教學優良以打分為重要依據。第二條,學校裏麵往往都是把放在中心地位,老師是為服務,一旦有什麼,首先要求老師。後來這幾年發現有些不夠,一聽到老師的觀點不合他的意,有些發展到課堂上當麵老師,課就講不下去。

  後來學校意識到,問題是兩方麵的,一定要鼓勵老師講出自己的觀點,有不同意見可以平和討論,但不能教學秩序。大概有兩次是這樣的,學校管理部、部、培訓部找談話,再給老師道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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